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第一章 东林的青少年时代
有一次，那还是东林的爷爷在世的时候，黄村来了一位收税人，他很不公平地对待村里的一家人。东林的爷爷是个直性子人，他敲响了一面锣招呼同族人出来以便对付收税人及其同伙。如果不是税吏马上道歉的话，就会发生一场流血的争斗。从此，黄村便获得了一个头衔，被称之为“蛮村”。
金鸡山高耸而苍翠，蛮村就位于山麓的低坡上。村落的下方是为高山哺育的谷地。数以百计的村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主要的生计就是耕种这和缓的斜坡和山谷里的肥田沃地。那苍茫的林木一直延伸到上方陡峭的山腰。每当天空清澈无云之时，如果一位好眼力的人向金鸡山低坡上的一抹翠绿中望去，那就不难发现其中掩映着的农合屋脊，屋脊上依次叠压的片片灰瓦，宛如鱼儿身上覆盖的鳞。
林子下方刚好是一条通商大道，这条大道向西两英里便是湖口镇码头，从那里沿江船只顺流而下直抵滨海城市福州；从黄村向东25英里则可通向地方城镇古田，由于这条大道从古田镇一直向西伸延，所以人们通称西路。在这条大道拓宽通车之前，在湖口和古田之间的交通令人作难，以往人们只能步行往来，靠肩挑手提运送货物，于是他们经常在黄村的茶馆里歇息，每一趟都歇上好久，谈论着地方上发生的琐事。
黄东林的爷爷，那位赶走收税人的倔强的老者是个农人，他勤于耕作发了点小财，颇有了点名气。他有三个儿子，东林的父亲是老大，不料小东林四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早逝，时年仅28岁。小男孩的母亲没有再嫁、抚养两男两女，同他们的祖父一同过活。老人尤其钟爱幼孙东林，他常说这孩子的长相注定日后会发达。东林方面大眼、目光有神，两耳长且厚，后来，变成了一副商人的脸相，精明、机敏又有些严厉。
东林14岁时，老人过世了，这是小男孩第一次感受悲伤。祖父的死对他震动很大。生前，老人时常领着他访亲会友，带他穿行田地，给他讲神话和民间故事听。两人之间感情颇深，这男孩从老人那儿学到不少处世之道，也听了很多古老的传说。老人把男孩当作一个可以服侍他的永久的伙伴，好像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东林的生活模式被全盘打乱，所以他的哀伤是不足为奇的。毕竟，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客观地用图表来说明。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
小东林的情形便是如此。祖父的死使他哀伤一年有余。但他同母亲、兄长一起过活久而久之又使他恢复了常态。
他兄长叫黄东明，现在已是一家之长。他勤奋、认真、能干，尽心于祖上留下来的贫瘠的土地。尽管弟弟东林太懒散，得不说黄东林是自己的兄弟。老人一听便立刻请东林到他家坐坐。进退维谷的东林还是拒绝了邀请。如果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接受邀请便是大大的不敬；如果他同意了，哪怕是隐瞒了真实身份，他也是无礼侵入了他未来妻子的家。
东林成亲时24岁，但他已证明自己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他的新娘由自己挑选，婚事通过他同龄同辈的朋友安排，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的婚姻在村里与众不同。一般来说，都是一家之长主动提亲，订亲与成婚均由长辈安排。但自从他家的正式家长，兄长东明公开奚落他娶不到妻子，东林就决定自己来操持自己的婚事。他在买卖上的成功使长辈们认为他是个前程远大的人。
成亲之后，东林回到湖口原来的店里。鱼商和福州城店铺代表的职位由芬洲的长子茂魁接替。在店里东林主要负责卖鱼买米，而芬洲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卖药、治病。他们不再卖酒和花生，而专营三宗货：鱼、米和药。当然，商业雇佣的人多了，有一个账房先生和一些伙计、学徒。
回到店里，东林常常给茂魁写信，告诉他自己在福州城几年间学到的经商之术。他喜欢抽空过街到卢国的店里去品茶。逢年过节，乡亲们四处走亲访友。东林仅仅提着两包过年礼物走出商店回家去。他又能同家人、母亲、兄长、嫂子、妻子和侄儿侄女们一起进餐，他从一个有钱人的外部世界回家来了。
　　第二章 摆脱贫困
虽然东林已习惯于城里的生意人生活，他对家乡生活和兄长东明在农村的工作并非不闻不问。每逢年节或一些特殊的场合，合家团聚在桌旁，黄家兄弟总要谈起买卖和农活，他们还谈起季节性雨水与灌溉，筹划犁田锄地、播种收获和交租纳税。由于并未正式分家，店里的资本和现金收入、土地和粮食仍旧是全家的财产，归两兄弟共有。因此，两个年轻人对彼此的工作十分注意，一起为全家的利益盘算。
东林偶尔拿起锄头绕着田走，为他兄弟找水，就像所有农民在灌溉季节所必须做的。离家乡几年之后，他现在开始怀着一种至爱的心情看着葱茏的田野。林鸟啾啾、涧水潺潺，这是大自然的协奏曲。在一派宁静的气氛中他漫步在田问小路，远离喧嚣繁忙的市镇生活，他感到完全摆脱了心理上的负担。
黄氏兄弟虽然对土地有某种权利，然而他们是佃户。根据当地的土地租佃法，对土地的占有有不同类型。地主占有田地的“底盘”或“土地权”，有权征收地租，他是土地的合法主人，他的名字要在政府注册，必须向政府交纳地租。但占有土地的人被乡里人称为“根的占有者”，对土地具有永久的占有权。“根”这个字显然是意味着那一部分生长庄稼的土地。这样，他们被称为“自佃农”。但有时“根的占有者”也可能把他永久租种的土地出租给另一个农人，给他暂时的耕种权，二佃农因而必须向自佃农交租。
这种土地租佃制度在当地被称做“底一根租佃制”。拥有“底盘”的地主通常收取产品的一半算做地租。“根的占有者”得到收益的四分之一。实际劳作的农民只得到另外四分之一。但这种分配方法并非一成不变，往往有种种差别。理论上地主是唯一的纳税人，但有时租种土地的农人也被迫交税。租地衣人交的税叫“小税”，以别于地主交纳的“大税”。
黄氏兄弟那时是“自佃农”，即同大部分乡亲一样，是自己耕种的租地农人。他们的地主住在古田城里和湖口镇上。收获季节，地主派管家到村里来征收实物地租。自从东林回湖口之后，每当地主管家来收租，东林便从店里赶回家，彬彬有礼并且很认真地款待他们。都市的熏陶使他的举止很为得体，他的谈吐与待人接物给管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收税人以前是那般刻薄，如今他们变得收敛多了。
在东林婚后的最初几年，命运为他安排的是安安稳稳的生活。他往返于商店和老家之间。商店的发迹激励着他，以至绝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做生意。他整日地讨价还价、精打细算、发号施令和不断地同别人谈话。然而，在繁忙的店铺里，他还是常常被添丁进口和活跃的家庭生活所吸引。生辰葬仪、年节假日、进香拜佛都成了他回家的借口。和家人在_起为他的生意注入了新的力量。家庭与商店、乡村与城镇、田园生活与商业事务，简而言之，宁静与争斗的交替是东林所享受到的最好的平衡。
但是这种平稳的生活为时不久。黄家两兄弟不久就分家了。他们各起炉灶，只有母亲是连接这两家的纽带。这种新的安排为两家添加了负担。东林的妻子黄太太现在从早到晚终日操劳，操持家务，照管女儿和刚出世的儿子。
分家不到一年，东明突然患了重病。弟弟东林不得不抛开买卖回家，赶忙请来当大夫的姐夫张芬洲。他试了几付药毫不见效。但在他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的一天，东明一下子把吃下的药全都吐了，说他感到复元了。他坐起来对围在床前的人讲述了他看到的幻景。
“我离开家来到地府，”他说，“才走到古田的城门，我遇到了拄着一根竹杖的祖父。他刚走到我身边，就举起竹杖迎头敲打我，让我立刻回家去。所以我现在还在人世，我是不会死的。”
三天之后东明的幻觉就成了事实。第四天他又躺倒了，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撇下了他的妻伯母林氏及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长子时年仅11岁。
东明的葬礼很快安排了，他葬在死去的父亲身边。然而对死者的哀伤并未随葬礼而结束。盛年守寡的伯母林氏日夜啼哭，抱怨自己命苦，她的孩子随其左右，嚎啕大哭，虽然两个幼子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哭。东林的老母也泪流满面，但她是个很实际的人，长子死后，她对东林说的第一句话是要求他把新近分开的家重新合起来。东林明白也只有如此了，这不仅仅是责任问题，怜悯也要求他这样做。他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看自己的侄儿侄女、他父亲的直系后裔忍饥挨饿！
兄长建死当然也使东林本人深受震动，他的生活格局再次是道地的城里人，他在湖口开了一间卖海味、布匹和洋蜡等货物的店铺。他的铺子同东林、芬洲的店铺隔街相望。
船行三天，他们抵达离湖口80英里的福州。福州城坐落在一个方圆300英里的平原或盆地的中心。周围是如屏障般陡峭的群山。由西向东穿过盆地的闽江被南台岛分为两条支流。北边那条支流穿过洪三桥、长寿桥，在罗星塔再与南边那条支流汇合。长达1400米的长寿桥很是有名，它兴建于11世纪，全部由石头砌成，1931年又用水泥重新修建。它把城市的主要部分和南台岛连在一起，岛上有很多外国人开的商店、银行、教会学校、领事馆，还有邮局和海关。
在福州，一阳与卢国把东林引见给中亭街上的一些鱼店老板。中亭街的南端延伸到通往南台岛的长寿桥。这条街上满是专营咸鱼的店铺，因为它靠近码头。从那儿能将咸鱼由海岸经罗星塔逆流而上运进来。东林在中亭街的店里买到了各种各样的鱼，他把鱼暂时存放在一家货栈，等船来运到湖口。他住在货栈里，每天外出逛遍全城，察看城里的买卖，注意鱼价的变动，拜访朋友和买卖上的熟人。每天晚上他写信向合伙人芬洲汇报市场的行情，鱼价的涨落。而芬洲则写信告诉他湖口需要何种鱼，以及售价如何。
在福州住了大约一年，东林已习惯于那里的买卖人生活，做生意的技巧也更加熟悉了。由于他在收到湖口镇店里的款项方面常常遇到困难，有一天便对一阳谈起要同当地的钱庄建立联系。王一阳过去同两三家钱庄有往来，因此他陪东林去找一家叫做天济钱庄的办交涉。见到老板，王向他介绍了东林，并建议为东林代表的湖口店立个户头。老板打量着东林，年纪轻轻的，但看上去很有魄力。王同老板有多年交往，彼此非常信任。钱庄老板便痛快地答应了。同城市钱庄初次建立联系对于店铺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地方钱庄稍加解释也许是必要的。这些钱庄未必有雄厚的资金。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这类钱庄很多。他们发行自己的银票，面值一元、二元、五元，有时十元不等。在银票正面印着发行钱庄的名称，但票面金额空着留待发行钱庄的官员填写，以避免伪造。钱庄也为不同的商贾立户头，虽明明知道这些客户会透支存款。但这些贷款或借款在一定期限要归还，通常不超过两个星期。
由于同天济钱庄建立了联系，黄东林发现生意好做多了。从此他不再需要用现金向中亭街的鱼店订购鱼。他可以短期赊购，叫伙计把鱼运到货栈，无需再多费力气。鱼店在每个月同钱庄结两次账。
在这期间东林也必须对从货栈把鱼运到湖口做出安排。共有约20条帆船定期往返于湖口镇和福州城。每条帆船属于一户人家，他们世代以此为生计。帆船每每运送稻米沿闽江而下。
船主与湖口的店家是买卖上的合伙人。他们做生意要互为依赖。帆船每次航行要为商店运载货物，店主要做好下一次的安排，以便船主与他在福州城里的商店代表联系。
黄东林同另一阶层的人也开始了接触。这些人是搬运夫，他开始了解他们。在码头上，常有成百上千的搬运夫等候着，或者在福州的大街上不时走来走去，找寻临时工作。正是这些头戴竹笠、衣衫褴褛的苦力们把咸鱼从中亭街运到货栈，也是他们又把鱼从货栈运到预期沿江而上抵达湖口的帆船上。但这里是两伙苦力，他们各尽其责，绝不互相竞争或干扰。每个团伙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从鱼店将鱼运到货栈的苦力不能将鱼从货栈运到帆船上。一个团伙的成员对另一团伙的势力范围的任何侵犯都会引起殴斗。但这些苦力同诸如黄东林这样的商人之间的关系却与个人无涉，仅限于工作，这种关系在每天苦力的工钱付清之后便结束了。因此东林只知道他们是普通的劳工，从无更深入的了解。
多变的都市生活为东林的生活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几乎完全割断了同家庭、家乡的联系，虽然他还是姐夫张芬洲店里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他变得越来越习惯于福州鱼商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使他日益频繁出入于中亭街的鱼店、像天济字号这类钱庄；更多地同王一阳的熟人、船主、船老大，与吵吵嚷嚷的搬运夫打交道。怀乡病偶尔也转移一下他的思绪，使他想起翠绿的金鸡山下的农田和村庄，想起他童年时在祖父身旁走过的小路。但他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做生意和都市生活。贩鱼生意中的买进卖出、搬进运出、讨价还价和彼此协商对于他已是一种有条不紊的日常生活，他对此感到兴致勃勃，心满意足。每月两次当所有的鱼店同他结账时，东林便到天济钱庄去提款。他走到货栈把钱付给鱼店派来的伙计，了结账目。他坐在那里为自己还清了借款，为自己的生意日益兴盛而沾沾自喜。他感到，在顺流而下和逆流而上的源源不绝的咸鱼与稻米组成的溪流中，在他为偿清欠款，安排新的贷款，在买进卖出中获利以使商业正常运转并付出无穷的努力时，他获得了一种当一个人与他必须居住的世界相适应时所感受到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