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试读（部分内容）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国内出版界近年来推出的好几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上。其中，湖北教育出版社最近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1]以及一套全面展示翻译家的创作风采的《巴别塔文丛》[2]。前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而后一套丛书，即《巴别塔文丛》，则把翻译家译作以外的文章汇编成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展示了翻译家作为创作者的一面。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著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相当长时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遑论整个学术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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