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试读（部分内容）
隋唐五代，统治者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史学十分重视。隋文帝曾下令，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②，以此来扭转汉魏以来私家修史的风气。唐朝建立后，太宗重视“以古为镜”，设立史馆，任命史官编撰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为监修。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一直沿袭下来。
唐朝修撰的正史共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李延寿私自编修而为官方批准的《南史》和《北史》。由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所以后来又编修了《五代史志》十种，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十志。
五代后晋时，史官又修成《旧唐书》200卷，这是第一部记录唐朝历史的著作。参与修撰的官员有张昭远、贾纬等人，因成书时刘昫为宰相监修，故后世署名刘晌撰。书名原为《唐书》，后冠以“旧”字，以与宋修唐书（即《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相区别。
正史以外，唐朝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和理论著作——《史通》。全书成于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为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所撰，共20卷，分内、外两篇，在全面总结唐代以前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对史书源流、体例、编纂方法、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记述及史书得失各方面，进行详细的评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客观形势出发。他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他对史学著作中出现的宿命论观点进行批判，并特别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刘知几进步的历史观。
刘知几指出，史学家要兼有才、学、识“三长”。“才”指准确的表述能力，“学”是渊博的历史知识，“识”指对历史问题的精辟见解。“三长”之中，而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主张，撰修史书要“不掩恶，不虚美”，提倡“直笔”，“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反对穿凿附会，阿世取容。这些卓越的见识，对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典章制度方面，唐朝有《唐六典》和《通典》两部重要著作。《唐六典》成于开元二十七年，共30卷，为李林甫奉敕编撰，是一部以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其历代沿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的典章著作。书中保存了大量唐朝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考选、礼乐、军防、驿传、刑法、营缮、水利等制度和法令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的通史，为杜佑（公元735-812年）所撰。这部书是杜佑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加以扩充、改编而成的。全书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再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至玄宗天宝末年（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对每一制度，都条贯古今，溯源明流，详其沿革始末，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议论。《通典》的问世，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政书体，后来的“三通”“九通”“十通”以及各种会要、会典的编纂，都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①。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他摒弃过去史家轻视经济的传统，把食货列为九门之首，食货中又以田制居先，体现了杜佑卓越的经世思想；他反对“非今是古”，主张“随时立制、遇事通变”，这种古为今用的治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过，《通典》中《礼典》达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这是杜佑维护封建礼教立场的反映。
历史地理方面，以地志和图志成就最大。隋朝裴矩曾撰成《西域图记》3卷，记述了西域44国的风土人情、山川形势以及取往“西海”的交通路线，并配有地图，可惜原书已佚。唐代各州普遍纂修图经或地志，如敦煌石室遗书中就有《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P.2695）、《西州图经》（P.2009）、《沙州伊州地志》（S.367）等。当时还出现了全国性的地理总志，流传下来比较完整的只有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40卷，分10道47镇，记述了各郡县的户口、物产、山川古迹、道里、贡赋、地理沿革等内容，是研究唐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原书各镇篇首皆有地图，北宋时图佚，故又称《元和郡县志》。
唐朝地志中较有名者，还有懿宗时樊绰《蛮书》。此书又名《云南志》，共10卷，系统记录了当时云南地区蛮族和其他民族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山川地理、民族分布、风土人情及生活习俗等，是研究云南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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